国民政府奉行“以党治国”治国方略，颁布了一系列规程法令，严格、规范社团管理。北伐结束，教育行政委员会就颁布《教育会规程》（1927），1928年大学院颁布《教育会条例》，解除了北京政府时期“教育会不得干涉教育行政及教育以外之事”[9]禁令，次年，教育部颁布《教育会规程》及《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学术团体办法》，后者对教育团体有直接的指导意义，规定“凡私人组织之社团、以研究学术为目的者，概称学术团体，除遵照民法总则及他项法令之规定外，依本办法办理”，要求学术团体不得有“违反党义”“妨碍治安”“败坏善良风俗”“涉及迷信”“干涉行政及其他一切学术范围以外之事”“借端敛财”目的或行为。其中第四条规定了学术团体成立后，“应开具左列各项、连同所有章程规则，向所在地之省或特别市教育行政机关登记：（1）事务所地址；（2）董事之姓名年龄籍贯学历及职业；（3）资产资金或其他收入之详细项目；（4）社员之姓名年龄籍贯及学历”[10]。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《文化团体组织原则》《文化团体组织大纲》以及《文化团体组织大纲施行细则》，教育部先后奉颁转发，要求全国各学术团体组织原则据此原则大纲办理。1931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《教育会法》，该法共7章38条，特别规定了教育会为法人，须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，以研究教育事业、发展地方教育为目的，重申在校学生不得为社团会员，并对教育会的监督机关予以分级规定。5月，教育部发布《关于各学术团体应呈请备案的训令》，称“惟本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，对于各种学术团体，有指示监督之责。嗣后凡经主管官署核准备案之学术团体，应一律连同各该学术团体章程及表册，转呈本部核准备案，以资考核而便监督。而学术团体，须于每年度终结后，详开左列各项，呈报主管官署查核，并应由主管官署转交本部备案：1.前年度所办重要事项；2.前年度收支金额及项目；3.前年度新加社员之姓名、年龄、籍贯及学历”[11]。国民政府详细而具体的法令法规，保障了教育社团的合法地位，营造了各类教育会社产生发展的社会语境。教育会社、团体与教育行政、教育决策关系愈发亲密起来，更多的新知识分子加入其中，以更为专业的姿态、更自信的态度，“舍我其谁”的气概，以专业学术团体为平台，施展个人抱负。